香港體育教練工會籌委溫遠雄、劉嘉豪及黃浩賢（左起）
【體路專訪】一場疫症，令各行各業面對前所未見的衝擊。體育教練過往少有因香港經濟環境而受嚴重打擊，但就在這3個月讓他們意識到，原來所有康樂場地能在一夜之間關閉，自己亦會因而手停口停。短短3星期，香港體育教練工會就由0變成200，名字也出現在各大傳媒之中。不過，「工會」在這年頭彷彿成為禁語，會擔心被槍打出頭鳥嗎？「我們不是為利益，只是為權益，既然一直沒有保障又有何擔心？」
早在2月的情人節，香港政府已經因應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推出首輪防疫抗疫基金援助措施，然而體育界中不論教練、運動員抑或各體育學校的老闆均未能受惠，當日同時是康文署宣布第一次「封場令」至3月2日的一天。雖然康樂設施及後有限度重開，但不足兩星期又再次關閉，禍不單行的是連室外硬地場也在上月28日全數關閉。「當時我自己的教學都全部停止了，身邊很多教練大呼即將要失業，於是便發覺不對勁，是時候要找些突破。」如是者，本身是足球教練的黃浩賢在3月底開始聯絡其他教練，嘗試籌組工會自救。
初初我以為找到數個籌委都有難度，怎料很快就集齊了10多個人。
「初初我以為找到數個籌委都有難度，怎料很快就集齊了10多個人。從踴躍程度就看到，今次疫情的影響真的很大。」除了黃浩賢外，工會籌委中還有溫遠雄和劉嘉豪的身影。「以前一直也忙著『搵食』，又一直覺得自己不夠名氣，倒不如讓一些出名的教練去組織。但今次就覺得我們要發聲的話，有一個工會起碼也出師有名，加上遇上年輕人的幹勁才下定決心。」同樣是足球教練的溫遠雄與黃浩賢算是相識一場，聽到後輩想組織工會之後，也決定要一起「落火坑」。
工會現時13名籌委當中，絕大部分均來自足球和籃球兩大球類的教練。與黃、溫二人不一樣，劉嘉豪是一名註冊籃球教練，或許大家在工會最初開始進入聚光燈之時已經見過這個名字。「初出茅廬時會覺得有總會幫教練發聲，但久而久之就會發現，自己是幾乎甚麼保障也沒有。正常的時候還可以，但一到像現在疫情般就發覺真的會手停口停。」
黃浩賢 根據民政事務局的描述，本地體育總會是港協暨奧委會會員，亦是推廣和發展有關體育項目的管治團體。在今次疫情當中，籃總是少數有為教練公開爭取的總會。副會長羅善行曾在上月尾會見立法會中的業界代表馬逢國，建議機構向教練「出半糧」及起用網上教學等。「他們的確有做事，但似乎就有點慢，而且總是不到肉般。」
整個體育界都靠政府批錢，一定非常受制於政府，所以他們不能用較進取的聲音也可以理解的。
相比籃總，足總在這3個月的工作大多集中在處理港超聯等職業賽事的安排，看在溫遠雄眼裡是正常，卻又不足，「始終職業球隊的班主投資很多，一定要考慮他們的。但足球不只得職業隊，足總一年的青年賽事比職業聯賽多好幾倍，那裡都有很多教練，不過足總就沒有出過聲。」黃浩賢就早早對總會沒有抱太大期望，也令他更想以工會自救，「整個體育界都靠政府批錢，一定非常受制於政府，所以他們不能用較進取的聲音也可以理解的。」
劉嘉豪 驚覺業界欠缺保障 「針唔拮到肉唔知痛」
從來擔任搞手都是一件苦差，相信各位曾相約朋友聚會的話也深深明白，更何況是組織一個會員數目已有至少200人的工會。「最麻煩是沒有例子可以參考，而且很多不同項目的教練都有不同意見和處境，資方又比較分散，要多些時間去了解大家面對的困難。」究竟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3人又為何肯花這些心力去做呢？
「難聽點說，幸好有今次疫情才會想起原來大家真的沒有保障，可以說是『針唔拮到肉都唔知痛』。」本身擁有一間體育會的劉嘉豪自言算是較幸運的一群，但眼見身邊有些同行已經轉職送外賣或保安員，「當疫情完結之後，如果他們想重投教練行業又可能因沒有保障而打退堂鼓，這樣下去就會流失很多好教練，令整個香港運動水平倒退，而且我亦不認同有些人說讀不成書才去做教練，希望可以幫一幫有心入行的年輕人。」
溫遠雄 籌委們日前已經向職工會登記局遞交表格，申請香港體育教練工會成為正式工會。不過自去年的反修例運動後，工會成為各家必爭之地，就連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亦形容數字為「海嘯式」增加，甚至在不加人手下可能要50年才完成所有申請。「我都擔心要很久才算申請成功。」在月初才遞表之下，教練工會成為那1600宗申請的「隊尾」，溫遠雄不諱言忍怕會進度籌組進度，「可能有人會覺得組織工會是搞事、為了投票或是甚麼，但我們是因為疫情要爭取權益，真的不希望有任何事影響進度，變相做甚麼都出師無名般。」不過他也補充，當局在正常情況下應該不會拒絕申請，現時基本上已算正式成立。
可能有人會覺得組織工會是搞事、為了投票或是甚麼，但我們是因為疫情要爭取權益。
教練工會上周的記者會找來醫學界議員陳沛然協助。（圖：體路資料庫） 為權益為公義 「洗濕個頭就會繼續」
縱然開宗明義是因為疫情才決定成立，但在這個年頭組織工會，或多或少都會被人與政治扯上關係，「雖然我們各有各的政治立場，但都會避免放在工會之中。」上星期教練工會第一次召開記者會，與有建制背景的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前一天的記者會同樣有立法會議員撐場，但黃浩賢一行人找的卻是醫學界的陳沛然。「一來他本身喜歡足球，二來他在立法會中算是較中立，找他就是為了令工會避免政治化，讓人感覺偏向一邊。」工會在記者會上再補充，沒有聯絡業界代表馬逢國是緣於已有其他教練出席後者的記招，認為聲音亦能透過業界代表傳出。陳沛然就在Facebook專頁中，以「各自爬山，和而不同」來回應網民對馬逢國「失蹤」的質疑。
只是工會的角色某程度上始終與資方有衝突，近年發起工業行動的工會代表亦經常遇上秋後算帳的威脅。即使全職教練面對的資方較分散，不像醫護、空中服務員，甚至碼頭工人般有明顯而單一的老闆，但古語有云「槍打出頭鳥」，作為工會的先頭部隊也會不禁擔心一雙雙無形之手會否向自己逐步逼近。「當初我也想找一些較有名氣的教練加入籌委，但感覺他們都因為怕影響工作而不太願意。」黃浩賢談及自己的憂慮時，亦重複了3次「無唔驚就假嘅」，「但我都覺得不能擔心太多，我也相信有諒解我們的學校，而且教師也有工會，有甚麼理由會不歡迎組織工會的人呢？」
老實說為了公義、為了爭取都要有人去做，而且我們做的也是正當事。
另外兩人的顧慮就相對較少，也認為為自己權益而組織工會並無不妥，「很多人會覺得工會負面，但我覺得是勞資雙方的一個構通橋樑。既然我也抛了身出來、『洗濕咗個頭』就會繼續，老實說為了公義、為了爭取都要有人去做，而且我們做的也是正當事。」「做教練一向都沒有保障，既然沒有保障又有何擔心？況且我們不是做些甚麼對抗的事，也不是為利益，只是為權益。」
工會的標誌的設計概念緣於運動場上的「High five」手勢，「希望能夠帶出更多正能量。」
立法會財委會經過近20小時審議後，最終通過政府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撥款，意味教練們初步可獲得一筆過7500元的「少少津貼」。但工會之路才是剛剛起步，今次疫情只是播下維權的種子，「長遠而言，其實連準時出糧或將教練列入常額教席都要爭取。因為行內很少會逐月支薪，可能兩、三個月或一個學期才出一次，這些細微位都是工會要爭取的一些事。」路途遙遠，只因一句我未氣絕。一個暫時只有數百人的工會能為業界做到的或許不多，但至少踏出過第一步、爭取過，讓當權者感受到是有這麼一班人的存在，才會慢慢露出曙光。
文：麥景智
此篇文章由「體路 Sportsroad 」最初發表於「【疫境自強・專訪】亂世中自救之道 體育教練工會為同行站出來 」
